物业管理决定了中国抗疫战争的胜利

毛寿龙先生的“秩序防疫学”我读了一段时间了，社区治理防疫学何以可能？小区是非熟人社会，以往所存在的精英操纵逻辑，在疫情的严酷拷问下，所有精英都躲了起来，反而是草根——这些在疫情期间也要外出谋生的人，他们有力地补充了最危险、最繁重的任务，就是社区志愿者也知道，物业公司跑腿要比其它人勤劳得多，并且他们是主动的，政府很少提前给他们提供补给；还有一些物业公司为员工、反过来为业主们提供口罩，这也间接激发了社区贤达人士的捐赠热情。所以，一句话评价，在这次疫情之中，有物业的社区和没有物业的社区之间生活是天壤之别，而好的物业社区和差的物业社区之间业主的生活也是天壤之别。

武汉必须反思，作为红色物业的典型，为什么在这次疫情当中噤声和退潮，这也很容易让人得出结论：社区治理的表面功夫并不能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迅速决策的行动力所对应着的，必须有人文关怀的底线。强迫所有人呆在家里，本质上是一种囚禁行为，当困守在家和流落街头的人们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当困窘至极的湖北人民因政令不一备受歧视和打击，意味着中央集权的战绩建立在对人民生活与财产的践踏之上，其实，任何数字上的胜利都不值得吹嘘和荣耀。

反而是市场——而且是仅仅是市场，使数量众多的中国人在大难临头之际，得以拥有生存底限保障，和自由呼吸的空间。这个重大差别就是：物业公司作为市场的产物，他们必须在安全和文明之间，作出一种虽然不是很成熟，但是负责任的选择，而这些决策在忽视个人权利的地方将无法出现。在财产私有制下，你不能随意进入私人的商店或路段，就像你没有权利肆意闯入别人的私宅一样。你能否进入别人的商店取决于店主是否同意让你进入，你能否进入他人和自己的小区也理应取决于这个小区的业主的决定，在获得产权人的同意后，你才能这么做。自由社区下的安保制度，如果物业不设限制，不采取任何检查措施，允许所有人进入，一旦给病毒携带者放行，他们就必须对业主未来可能受到的伤害负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正因为物业公司的执行不是象监狱那样刚性，毕竟他们必须照顾到业主的愤怒情绪，以及物资匮乏的现实，那么这一个或一组服务者就必须对区域内所有相关人受到的伤害负总的责任。

所以，政府的法令颁布和严格的有效执行是基于众多的在先的小决策的共识下，而并非完全强加于人，其实早在政府颁布法令之前，许多航空公司早已采取措施，对往来病毒感染地区的航班进行了停运。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敢冒险让自己的顾客和雇员染上病毒。否则他们就要为之负责。在一个自由社会，你没有权利动用他人的财产，而一旦财产所有者同意（不论明示或暗示）他人的某种行为，就必须对此后所有可能出现的状况承担责任。

　　很多人把胜利归因于政府，而我将之归因于中国物业管理出现之后的社会文明，不同地区应对疫情的手段已然不同，优秀的政府行为，使它像一家物业公司。而所有“一刀切”的政策，本质上就是个人决策的扩大化，它的“负外部性”所导致的“无谓损失”与产权、自由和责任格格不入，它让我们更容易在疫情中受到伤害，这里并不单纯指感染病毒的伤害，而是因为对个人的理性行为的限制，让我们无法采取有针对性地、符合实际状况的行动。

文明意味着：权力需要受到限制，在社会生活当中，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把命运交给其它人，物业管理的定义一再被纠正，正在于它绝不是物业公司的行为，而是业主的活动。疫情之中，我们看到无数次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博弈，一些人备感羞辱，另一些人则受到伤害，但负责任地说，民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有效地通过妥协处理了矛盾、保障了安全，而形成更大危害的是特权——那种无所顾忌的特权，先是因为不让别人说话而导致疫情扩散、后是由于不同群体享有不同权力的歧视政策，从而分裂了社会、危害了国家。

分散的、默识的知识能够引导个体行动，却无法引导中央计划者正确行动，这是哈耶克的发现。当年成龙在《A计划》当中对元彪的呼告“功由你领，祸由我担！”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与社区各种相关人的真实写照！由政府中心垄断的任何机构和行业的效率，就其花去的成本和代价而言不值得夸耀，而损害常常深重深远，人类的扩展秩序，必须要相信民众和让民众相信自身更有力量，而不是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去中心化和灵活性让我们的社会更有抵抗力，社区工作者的态度改善，其实正是源于有物业服务比较下的竞争，未来，疫情之后的就业和经济危机，我们需要一直盯住的一根弦，就是强制和欺骗的恶行仍然可能如何伤害我们的生活。

一旦人们真正拥有自己的产权和个人的自由，譬如业主们，他们是物业管理机构、物业人是否合格的仲裁人，而不是正好相反，没有物业公司的从业者会敢跟业主叫板：你对这个小区不满意，请滚到别的小区！（但在嚣狂的对立文化中很容易出现这样的语境）而物业公司会试图排斥一切可能对其他业主形成危害和威胁的人和行动，甚至于包括小区外的法庭，在这样一种反向的、通透的社区生活条件下，人们将不可能选择隐瞒信息，如果有人试图隐瞒病情，那么他会对疾病的爆发以及其他人受到的伤害承担所有的责任，这和物业公司承担责任的情状是完全相同的。如果管理者让一个蓄意携带病毒出行的人进入小区，那么他就可能必须对其他人的感染负责。隐瞒信息是玩忽职守、犯下错误和偷盗者才做的事情，物业公司如果要避免这种指责，就需要接受监督，公开透明。

抗疫之战意义深远，放下GDP的目标，人们需要为生存而斗争，它更重要地体现于多中心的自由发展，而不是单一的集权，人们合理的行为不是依靠中央的命令管理出来的。而信息垄断和中央集权的缺点不仅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更是从一开始就让疾病变得非常严重和恶劣。许多人呼吁中央进行更多的管制，也直言不讳地批评自由意志主义和个体自由是“无能的”。这些想法的确让人非常困惑：它们不仅不合逻辑，也不合理性。只是在感情用事，而没有真正分析背后的原因。它们只是强人政治意识形态下的病态观念而已。

　　防疫之路是通往真相之路，也是公民自我训练和成熟之路，所以，我们在对数字感动庆幸的当下，并无资格轻言胜利；只要存在谎言，就须保持警惕。